经过漫长的审判过程，法院最后的判决和包主任的说法颇为吻合，东阳市人民法院“东民初字第21号《民事判决书》”判定吴馨菊败诉。法院认为：“被告南马中心卫生院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条款规定的检查项目，对原告进行婚前医学检查，该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与陈天郁患肝癌死亡没有因果关系，也未构成对原告的侵权行为。”
　　这个案子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婚检机构的责任问题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位当事人首先是被他的丈夫欺骗了，婚检之前，他丈夫的病历中就有肝硬化的记载。如果没有婚检，无论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婚检，她必须承受这个事实。但是有了婚检就不一样了，婚检机构出具了证明，就承担了一份责任。现在作为被告的婚检机构认为他们不负有过错责任，理由是男方自己在婚检表中否认曾有肝病史，且在既无病历又没有临床表现的情况下，医生不可能下肝癌的诊断。如果这种理由成立，那么婚检，至少在堵住无明显临床表现的病症方面，其实是靠不住的。
　　无独有偶，记者注意到，一段时间以来，在全国曾有过几起当事人状告婚检机构的案子，最后判决的结果，都和上述案件大同小异。
　　像肝硬化、精神病等疾病，在婚检中由医师在暂短的接触中发现，并作出证明，这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。婚检机构在客观上无法完全承担证明责任，而逻辑上不能不承担证明责任，这就是婚检在某些疾病检查方面的尴尬处境。在大量婚检机构实际上不能承担某一种疾病的检查的情况下，却偏偏要其出据证明，打起官司来再由法院进行“免责”判决。这种“我可以检，但检了不负责任”的情况还会持续多久呢？
　　婚检作为事关广大婚龄男女幸福的大事，在法律上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。从本文的案例来看，首先，婚检的必要性先应予以约定，是遵循“新法优于旧法”的理论，突出“自愿”原则，还是体现“行政立法不得抵触法律”的理论，坚持婚检的原则性，是第一个必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；其次，几桩婚检机构在司法诉讼中获胜的事实，似乎已经为后来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判决参考。是调整婚检内容，以适应国家赋予的法律责任，还是填补法律真空，让婚检机构实至名归呢？看来，婚检率大幅下跌不是偶然的，法律概念的含混和观念的模糊，给实际工作造成了诸多麻烦。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号召广大年轻人配合医院圆满完成婚检，以建立双方和后代的第一个健康屏障；另一方面更应该呼吁立法机构协调运做，尽快明晰相关的法规条文，让法律走出困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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