次日，我们从广场开始，仅仅是周围，就足足花了一天。那时候，游览人民大会堂只需要两角钱门票，纪念碑也是敞开上的，升旗只有3个战士出来，远没有现在这么铺张。遗憾的就是毛主席纪念堂，既不卖票，又要凭票瞻仰，使得我们排了半天队，和人吵了一架，还是没有进去。有人再指点，到中南海后门，凭着军人通行证，可以领取瞻仰门票，我们去了，等了半天，还是未能如愿，直到旅行结束，还带着深深的遗憾。 
       走进天安门，几乎带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。走进之后，我们才知道后面还有端门和午门，规模和前面的天安门一样恢弘。那时候，电视没有现在这么普及，除了露天电影前加映的“新闻简报”，我们就很难接触到形象的时事画面了。不过，那时候旅游还没有现在这般普及，故宫里的人流不多，太和殿大门是敞开的，进殿去，只见高高的御座上摆着金黄色的龙椅，颜色有些发暗，近得可以触摸，旁边还没有人看着。刚刚被容许可以祖国大地随便走的人们，循规蹈矩，鱼贯而入，鱼贯而出，很少有人逗留。 
       从天安门走到神武门，故宫的节目就算结束了。背后的景山，我们特意留心了明朝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槐树。可惜，“文革”中，红卫兵锯掉了那棵封资修的古树，后来补种的一棵，才刚刚抽枝，柔弱得连一只猫都挂不住，效果大打折扣。 
       我们像两个辛勤的农人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以天安门为起点，将可以游览的景点都跑了个遍。那年月，票子似乎特别经花，每天抽出10元，基本上是连玩带吃，门票还有车票，都可以搞定。在记忆中，景点里不像后来有这么多的园中园，买了一次票还得买一次票。门票 5角就算贵了，一般是5分，最多才一角。 
       北京烤鸭闻名遐迩，当初周恩来总理曾经用它宴请过基辛格，这次到了北京，总得尝一下烤鸭。哪知，我们在前门烤鸭店，看到了长长的队伍。还好，窗口可以外卖，每只10元，不需要排队。图个简单省事，我们买了一只，带回住地，准备好好尝一尝这北京名吃。 
       心仪已久的烤鸭吃到嘴里，居然无滋无味。没法，只好蘸着酱油，将就着下饭。一边吃还一边纳闷，这东西不过如此，怎么这么多人都觉得好吃呢？事后许多年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吃北京烤鸭还要有甜面酱、薄饼、大葱等，吃之前还得现场削成若干片，每片都要带焦皮。可惜，那只寡淡无味的烤鸭，几乎是被我们愁眉苦脸地吃下去的。如果不是农家子弟珍惜食物的习惯，早就给扔一边了。多少年后，我们带着儿子再度进京，坐在设施近乎于豪华的全聚德大店里，美美地吃了一顿正宗烤鸭，尽管那时烤鸭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每只108元。 
       既然是旅游，就得照相。那年月，几乎每一个景点都有流动照相人员。现场留下一个信封，等你回家的时候，照片就寄回去了。我们因为是旅行结婚，总得要盛重一点。临走从朋友那儿借来一架武汉产的120双镜头照相机，那时才刚刚兴起彩色概念，自然是黑白胶卷。于是，在北海，在颐和园，在天坛等地，走哪都是互相照，再找个人照个合影。记得一个120黑白胶卷要3元多钱，冲印每张需要两角钱，这在当时的消费水平无疑很昂贵。自恃在大学里学过新闻摄影，冲卷带洗印，都自己摸索着干了。这样，我们一路走过，胶卷带回来了一大包。 
       回到家里，首要任务是冲照片。买回化学药品、显影液、定影液……因陋就简，我居然把旅途中的照片给冲洗出来了。放大机很贵，借不到也舍不得买，所以留下的纪念都是统一大小的 120相片。好在咱当时学以致用，知道黑白照片退色主要原因是洗印后清水浸泡的时间不长，因此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沧桑，照片还是黑白分明。